Free Biographies: SUN Yuan & PENG Yu

阿拉里奥画廊上海荣幸宣布，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举办中国艺术家组合孙原&彭禹在阿拉里奥上海空间的首次个展《列传 Free Biographies》。

阿拉里奥画廊荣幸宣布，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举办中国艺术家组合孙原&彭禹在阿拉里奥上海空间的首次个展《列传 Free Biographies》。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艺术家组合之一，孙原和彭禹始终坚持对前沿及新领域的探索，为当代艺术注入活力。其艺术创作类型十分丰富，涉及装置、雕塑、影像、表演， 亦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科技技术、使用机械、电子控制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他们善于洞察与表现隐含在物质本体与社会形态中的矛盾和复杂的作用关系，总是入木三分地利用材料的特质，构建出独立的作品体系，让人惊讶于作品强烈的视觉效果的同时，意识到作品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相互制约的复杂性，透过物质相互作用的张力让观者体验到强大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孙原和彭禹活跃在各大国际艺术机构与展览上，受到瞩目的同时也引来争议。他们曾受邀参展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展览《故事新编》，展出作品被纳入馆藏；也因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中（美国纽约 2016 2017，西班牙 2018）展出的作品《犬勿近》而遭到抗议，而后，古根海姆美术馆再次收藏了这件经受争论的作品。

在 2019 年，两位艺术家受邀参加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展，作为 11 个特邀项目之一，展出《难自禁》与《亲爱的》两件重要装置，成为 2019 年威尼斯双年展中极受瞩目的大型装置作品。在《难自禁》里，艺术家给予机器一种通常仅属于生物的优雅，当机器人试图控制不可控的红色液体时，却又被液体的流动本性牢牢牵制，恰如艺术的逃逸性和确定性所形成的制约对抗关系；作品《亲爱的》中，威严的大理石帷幔座椅中却意外插有一根橡胶 软管，时而猛烈抽打着四周，“像一截残留在宝座上还活着的肠子，而肠子的主人已经离座。” 静止与相对静止、宁静与具有破坏力的无序状态互相更替。

此次于阿拉里奥上海空间进行的个展《列传 Free Biographies》则将呈现艺术家的装置新作《信口列传》。近年来，在把科技技术元素运用娴熟的同时，孙原与彭禹亦注重对历史性的探讨。在两位艺术家眼中，真相与历史即是相互博弈的显现。“列传” 为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之一，是书面严肃文体；“信口”取自汉语成语“信口开河”，艺术家称之为“Free”。艺术家将词义之间本就存在的矛盾关系并置，即似真相与历史之中的矛盾并置。而“Free”则承载着“免费的、不承担责任的”态度，也透露着艺术家对列传的黑色幽默。

《信口列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艺术家对中国抗日时期某地方的民间抗日传说的臆想。为了营造一个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传奇，艺术家根据日本零式战机曾在整个二战中的表现， 创造了一个传说：零式战斗机作为神秘而先进的战斗机，不仅在亚洲战场掌握着制空权， 甚至可以远赴美国袭击珍珠港。因此击落一架零式战斗机并破解其中奥秘，不但是亚洲战场人民的愿景，也是当时美军的希望，更是中国民间武装团体的梦想。位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民团，就曾炮击了一架日本零式战机，弹片射中飞机将其击落，坠毁的飞机被摧毁成两段，驾机的日本飞行员坠机后被当地民团捕获并当场击毙。

为了重现这段列传传说，艺术家以一种历史再现的博物馆式叙事方式，唤起人们对幻像的敬意。艺术家将被击落的零式战斗机残骸和大炮复原，精致而“吝啬”的展出了日本阵亡飞行员极少的残留证明物：一张肖像照片，一把从未使用过的配枪，一把口琴，引人猜测其多面人设，亦促使观者更深信传说的真实性。或许，零式战斗机根本只是传说，或许实际中的它并非难以攻克。这段亦真亦假的故事或许会被当地村民口口相传，抑或会成为流传至未来的传奇也未可知。

而孙原和彭禹对农民的关注，早在其 2005 年作品《农民杜文达的飞碟》中便有所体现——杜文达是一位狂热地从事于制造飞碟的安徽农民，孙原&彭禹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创造发明，前往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进行首次飞行实验，这是杜文达第一次在国外进行飞行试验。“飞”成了当时整个艺术界之梦，尽管那次现场试飞并未成功。艺术家认为，整个过程中，失败的宿命和伟大的精神支柱相互交织，似被困在悬崖峭壁上的普罗米修斯被啄食不断复原的心脏般折磨，因为“飞碟在所有人心里已经飞起来”。这与此次展出的作品《信口列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艺术家所创作的富有中国民间地方特色的虚构式作品，且两个虚构都建立在梦想的基础上。《农民杜文达的飞碟》中的梦想建立在观者心里， 而《信口列传》则建立在实物残骸的证明之上。

展览《列传》里，被拆解的残骸被散布于画廊之中，恰如传说里包含的碎片式战争记忆。不完整的大炮和飞机成为传说的一点实体记忆，继续传递着不完整的故事，而艺术现场的观众则成了让故事更完整的关键。他们似乎被艺术家赋予了说故事的能力——当其驻足或穿行于残骸之间，传奇才有了现实的参与者、见证者，在观众靠近传奇的残骸之时，也成了这虚构的历史场域里的一部分，看与被看的转换关系处于动态之中。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为观众构筑起一个现代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相融合的奇妙空间。 在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看来，“历史精神的根本性不在于复原过去，而在于达到与现代生活的富有思想的调解”。当观者把构成自我存在的现代经验投入艺术现场的虚拟历史档案，各种新鲜的阐释应运而生，它们或将远超作品的原始意义与语境，不断丰富传说与当下的关联。在这里，Beliving is seeing，所信乃所见。